探究全球史学家们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2019-03-25 10:47未知
全球史并不意味着讲清楚这个世界的所有故事。研究的对象不拘泥于“何谓全球性”，而是强调联结过程、参与规模，最重要的还是融合。民族史学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过去。不过，历史学家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全球化浪潮，没过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今天，在反全球化的时代中，回顾全球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那些聚焦全球化的叙事将被如何看待?
前不久，著名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其著作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在全球化时代历史》)中满怀信心地表示，如同国别史之于国家建构的鼎盛时期——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了建国者们，强调全球立场的历史方法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接纳，而全球史对应的是开放包容的世界公民。谈到全球化的转向，或许应该提一下德国历史学家尤根·欧斯特哈默。当The Transformation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世界的转型：一部19 世纪的全球史》)英文版出来后，有评论家给作者打上了标签：“新”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德国，这本书同样引起了轰动。据说某日，欧斯特哈默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办公室接到了默克尔的电话。彼时，这位摔伤骨折的德国总理正在进行康复治疗，其间她把1200 页的“大部头”读完了。迷恋于中国的崛起以及数字化的影响，默克尔将包括欧斯特哈默在内的全球史学家视为可以提供答疑解惑的智者，因此她特意邀请对方出席自己的60 岁生日宴会，为宾客们讲一讲时代与全球视角。
近代史的实践一直围绕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大多数的历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无论漫步于实体书店还是访问图书网站，在历史与人物传记的书架(栏目)前，你会发现，与爱国主义有关的历史人物和英雄往往是最显眼的主角，内容占比也是最高的。以美国为例，沃尔特·艾萨克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大卫·麦卡洛(《杜鲁门》《约翰·亚当斯》)、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林肯与劲敌幕僚》)通过各自的作品让数百万的读者了解了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
伴随全球化的出现，原本局限在国界之内的陈旧想象遭到了冲击，历史学家们对于时代的变革迅速做出反应。柏林墙的倒塌、国家资本主义保护壁垒的瓦解、集装箱远洋运输的繁荣、国际大都市的兴起，诸如此类的重要场景不断更新着人们生活的范围和观念。从申根协定(1985)、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到世界贸易组织(1995)，国际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尽管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但签订这些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世界正在变得平坦。”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没有启动它、你不能阻止它。”他在给女儿的信中道，“除非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牺牲人类的发展和你们的未来。”
作为世界上唯一主导的力量，全球化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流派，被称为“爱国全球主义”。萨曼莎·鲍威尔的A Problem from Hell: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来自地狱的问题:美国与种族灭绝时代》)、菲利普·古里维奇的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以及亚当·霍赫希尔德的著作都将可怕危机中的英雄人物设定为维护人道主义的世界制造者(worldmakers)，而不是国家建设者(nation-builders)。与此同时，一些讲述共享这个世界未来的故事越来越多，对应的则是普遍依赖于碳排放的过去。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峰会让“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流行词，并在此后推动了环境史学的发展。时间倒退20 年，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 The Columbian Exchange(《哥伦布大交换》)——书中描绘了新世界的生物种群在融入欧亚系统后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而时至今日，这本书已然是圣经一般的经典。
2006 年，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们正式登上舞台。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全球史杂志》)问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提出为“我们全球化的世界”开展新的宏大叙事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中国、巴西等地，尤其是美国，纷纷推出新的课程、研究中心和博士项目。在经历了数年招生不佳、专业水平下降以及历史学博士的就业低迷后，全球史让历史学从业者看到了重获公众瞩目的希望。一时之间，全球史开始风行起来。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指《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梳理了横跨13000 年的全球历史，在机场书店变得十分热销。斯文·贝克特的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获奖频频，在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列“时尚与纺织”类别的第一名。
在美国的大学历史系，以往研究的重心无外乎美洲或欧洲地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同样是以国家为核心。历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和这个国家的起源。随着社会与文化历史的出现，研究对象从总统、首相转向了好莱坞的演员、制衣厂的工人。但基本的研究框架仍以国家为主，历史学家聚焦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是法国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其中也有一些对东亚或者拉美略知一二的历史学家，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人被标注为“非西方历史学家”。凸显这种差异或许是为了装点门面，而非叫板以国家为主的研究范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研究移民以及散居在国外的族群。即便如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
所谓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般的课程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就像是一场旅行——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探究时间上领先或者接近的其他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初叶，等到1960 年代成就了一种遗产时，“世界历史”或者取而代之以“世界文明”被用来解释西方的胜利。如果引申出去，还有西方以外世界的衰落。尽管后来的全球史学家也开始研究别的文明，但在当时，学者们更多地是借用其他地区来辅助阐释西方。这不是全球史。进入上世纪80 年代，其他地区不再是衰落的同义词，西方也不再等同于“兴起”一词。在某种意义上，其他地区对于重新定义西方的目的构成了挑战。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对抗与竞争依然是历史的驱动力，柏林墙的倒塌不过是宣告了旧有的、更深层次的文明冲突的回归。曾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在2014 年预言：“一场大战正在酝酿，并且这场战争是全球性的。”
从公元1300 年的丝绸之路到2000 年装备涡轮增压系统的供应链，各种交流与对话让全球史的图景呈现出布满交集的网格状。三桔·萨布拉曼洋率先提出“联结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通过旅行、探索、翻译等活动，以及图书、银器、鸦片等商品的流通实现移动的历史(histories thatmoved)。他因此认为，在西方兴起之前，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全球史的另一个角度是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的彼此依赖。西方的兴起越看越像是对其他地区的依赖，而不仅仅是一种回应。彭慕兰在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以中国为比较对象，揭示了早期的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独有的优势，仅凭西方一己之力来实现奇迹般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全球史学家对从属于非洲奴隶贸易的保险、银行和船运公司进行统计——欧洲奇迹，简而言之，实则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收成。
全球史并不意味着讲清楚这个世界的所有故事。研究的对象不拘泥于“何谓全球性”，而是强调联结过程、参与规模，最重要的还是融合。“如果你没有在明确地从事跨国的、国际的、全球的项目研究，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不。”戴维·阿米蒂奇直言，民族史学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过去。历史学家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让他们有些难以适从。一场强有力的政治运动主张反对“全球主义”(globalism)。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普京的拥趸们喊出的口号是“全球主义是毒药，国家主义是解药”，特朗普的表达相对温和：“我们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甚至公然宣称，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将在2017 年迎来觉醒。现在看来，欧斯特哈默被默克尔邀请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置身于这样的语境下——国家至上的狂热与民族主义的复苏，回顾全球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在反全球化的时代中，那些聚焦全球化的叙事将被如何看待?
全球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本身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英语语言的全球化，全球史研究就没有开展的可能，但英语成为“地球语”的背后又悄然建立了一种新的语言等级制度，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学习其他外语的热情。不懂外语，又如何去研究英语世界以外的历史?根据现代语言协会发布的报告，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外语的人数自2009 年起就出现了不断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史研究似乎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2013 年，一项针对57 所大学历史系(英国、美国、加拿大)的调查显示，历史学家们仍对西方保持自觉的忠诚。在英国，只有13%的学者研究非西方(东亚占1.9%);在美国，对非西方世界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不足1/3。在英语文化圈外，情况更加糟糕。在所有说德语的大学里，研究非洲历史的学者居然只有5 人。
如果我们鼓励对于远近不同的陌生族群进行有价值的叙事，那么历史研究就应该变得更具全球性，更加严肃地对待其他类型的语言和历史讲述。如果我们希望探究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深处，那就需要学会聆听另外半个地球，并且与之对话。
前不久，著名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其著作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在全球化时代历史》)中满怀信心地表示，如同国别史之于国家建构的鼎盛时期——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了建国者们，强调全球立场的历史方法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接纳，而全球史对应的是开放包容的世界公民。谈到全球化的转向，或许应该提一下德国历史学家尤根·欧斯特哈默。当The Transformation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世界的转型：一部19 世纪的全球史》)英文版出来后，有评论家给作者打上了标签：“新”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德国，这本书同样引起了轰动。据说某日，欧斯特哈默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办公室接到了默克尔的电话。彼时，这位摔伤骨折的德国总理正在进行康复治疗，其间她把1200 页的“大部头”读完了。迷恋于中国的崛起以及数字化的影响，默克尔将包括欧斯特哈默在内的全球史学家视为可以提供答疑解惑的智者，因此她特意邀请对方出席自己的60 岁生日宴会，为宾客们讲一讲时代与全球视角。
近代史的实践一直围绕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大多数的历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无论漫步于实体书店还是访问图书网站，在历史与人物传记的书架(栏目)前，你会发现，与爱国主义有关的历史人物和英雄往往是最显眼的主角，内容占比也是最高的。以美国为例，沃尔特·艾萨克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大卫·麦卡洛(《杜鲁门》《约翰·亚当斯》)、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林肯与劲敌幕僚》)通过各自的作品让数百万的读者了解了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
伴随全球化的出现，原本局限在国界之内的陈旧想象遭到了冲击，历史学家们对于时代的变革迅速做出反应。柏林墙的倒塌、国家资本主义保护壁垒的瓦解、集装箱远洋运输的繁荣、国际大都市的兴起，诸如此类的重要场景不断更新着人们生活的范围和观念。从申根协定(1985)、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到世界贸易组织(1995)，国际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尽管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但签订这些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世界正在变得平坦。”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没有启动它、你不能阻止它。”他在给女儿的信中道，“除非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牺牲人类的发展和你们的未来。”
作为世界上唯一主导的力量，全球化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流派，被称为“爱国全球主义”。萨曼莎·鲍威尔的A Problem from Hell: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来自地狱的问题:美国与种族灭绝时代》)、菲利普·古里维奇的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以及亚当·霍赫希尔德的著作都将可怕危机中的英雄人物设定为维护人道主义的世界制造者(worldmakers)，而不是国家建设者(nation-builders)。与此同时，一些讲述共享这个世界未来的故事越来越多，对应的则是普遍依赖于碳排放的过去。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峰会让“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流行词，并在此后推动了环境史学的发展。时间倒退20 年，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 The Columbian Exchange(《哥伦布大交换》)——书中描绘了新世界的生物种群在融入欧亚系统后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而时至今日，这本书已然是圣经一般的经典。
2006 年，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们正式登上舞台。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全球史杂志》)问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提出为“我们全球化的世界”开展新的宏大叙事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中国、巴西等地，尤其是美国，纷纷推出新的课程、研究中心和博士项目。在经历了数年招生不佳、专业水平下降以及历史学博士的就业低迷后，全球史让历史学从业者看到了重获公众瞩目的希望。一时之间，全球史开始风行起来。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指《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梳理了横跨13000 年的全球历史，在机场书店变得十分热销。斯文·贝克特的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获奖频频，在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列“时尚与纺织”类别的第一名。
在美国的大学历史系，以往研究的重心无外乎美洲或欧洲地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同样是以国家为核心。历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和这个国家的起源。随着社会与文化历史的出现，研究对象从总统、首相转向了好莱坞的演员、制衣厂的工人。但基本的研究框架仍以国家为主，历史学家聚焦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是法国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其中也有一些对东亚或者拉美略知一二的历史学家，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人被标注为“非西方历史学家”。凸显这种差异或许是为了装点门面，而非叫板以国家为主的研究范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研究移民以及散居在国外的族群。即便如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
所谓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般的课程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就像是一场旅行——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探究时间上领先或者接近的其他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初叶，等到1960 年代成就了一种遗产时，“世界历史”或者取而代之以“世界文明”被用来解释西方的胜利。如果引申出去，还有西方以外世界的衰落。尽管后来的全球史学家也开始研究别的文明，但在当时，学者们更多地是借用其他地区来辅助阐释西方。这不是全球史。进入上世纪80 年代，其他地区不再是衰落的同义词，西方也不再等同于“兴起”一词。在某种意义上，其他地区对于重新定义西方的目的构成了挑战。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对抗与竞争依然是历史的驱动力，柏林墙的倒塌不过是宣告了旧有的、更深层次的文明冲突的回归。曾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在2014 年预言：“一场大战正在酝酿，并且这场战争是全球性的。”
从公元1300 年的丝绸之路到2000 年装备涡轮增压系统的供应链，各种交流与对话让全球史的图景呈现出布满交集的网格状。三桔·萨布拉曼洋率先提出“联结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通过旅行、探索、翻译等活动，以及图书、银器、鸦片等商品的流通实现移动的历史(histories thatmoved)。他因此认为，在西方兴起之前，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全球史的另一个角度是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的彼此依赖。西方的兴起越看越像是对其他地区的依赖，而不仅仅是一种回应。彭慕兰在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以中国为比较对象，揭示了早期的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独有的优势，仅凭西方一己之力来实现奇迹般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全球史学家对从属于非洲奴隶贸易的保险、银行和船运公司进行统计——欧洲奇迹，简而言之，实则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收成。
全球史并不意味着讲清楚这个世界的所有故事。研究的对象不拘泥于“何谓全球性”，而是强调联结过程、参与规模，最重要的还是融合。“如果你没有在明确地从事跨国的、国际的、全球的项目研究，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不。”戴维·阿米蒂奇直言，民族史学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过去。历史学家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让他们有些难以适从。一场强有力的政治运动主张反对“全球主义”(globalism)。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普京的拥趸们喊出的口号是“全球主义是毒药，国家主义是解药”，特朗普的表达相对温和：“我们的信条是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甚至公然宣称，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将在2017 年迎来觉醒。现在看来，欧斯特哈默被默克尔邀请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置身于这样的语境下——国家至上的狂热与民族主义的复苏，回顾全球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在反全球化的时代中，那些聚焦全球化的叙事将被如何看待?
全球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本身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英语语言的全球化，全球史研究就没有开展的可能，但英语成为“地球语”的背后又悄然建立了一种新的语言等级制度，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学习其他外语的热情。不懂外语，又如何去研究英语世界以外的历史?根据现代语言协会发布的报告，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外语的人数自2009 年起就出现了不断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史研究似乎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2013 年，一项针对57 所大学历史系(英国、美国、加拿大)的调查显示，历史学家们仍对西方保持自觉的忠诚。在英国，只有13%的学者研究非西方(东亚占1.9%);在美国，对非西方世界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不足1/3。在英语文化圈外，情况更加糟糕。在所有说德语的大学里，研究非洲历史的学者居然只有5 人。
如果我们鼓励对于远近不同的陌生族群进行有价值的叙事，那么历史研究就应该变得更具全球性，更加严肃地对待其他类型的语言和历史讲述。如果我们希望探究全球化转型的历史深处，那就需要学会聆听另外半个地球，并且与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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